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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湖南野外考察见闻与体会

时间:2006-05-23来源:youthclub作者:youthclub

北京四中       吴越

  2003年8月10日至16日间,我和其他17个同学有幸随3位导师和6位老师去湖南郴州、衡阳等地进行野外考察,并参观毛泽东故居等。旨在了解植物修复重金属污染技术,培养科学素质,学习科学研究方法,切身体会科学探索精神以及了解一些人文知识。

  矿区之行
  以前我对矿区以及周边地区的想象,仅仅是建立在课本与电视的基础上。我本来就对矿区的环境以及周边地区居民的生活的质量不保佑太大希望,并且对村民的认识仅仅是“他们并不了解自己的生存现状且没有改变生存空间的强烈欲望”。
  我们考察的几个矿区大多是采完矿后就把废弃物随意堆放,个别地方建起了尾沙坝(堆积矿渣的地方)。地上遍地都是垃圾,整个矿区散发着令人生恶的气味。满山都是已开采完和正在开采的矿洞,不时的还有人为了7元/吨的石灰石而炸山。我仿佛觉得山随时都有可能崩塌,而可怜的矿工们竟然就是居住在着千疮百孔的山上。
  在郴州的一个矿区我们与矿工搭话,他们说他们是由于生活实在贫苦所以才来矿区,但是干一两年就走,并表示知道矿区有污染。他们脸上流露着无奈的神情,唉,就是为了混口饭,挣个钱让孩子读书。由于他们并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矿工们并没有意识道污染的严重性(据导师们介绍,这里矿区废渣的砷含量达到10000mg/kg以上),那也就更不用提环保意识了。
  在衡阳的柏坊铜矿,那里的管理人员“有保留”的让我们穿越矿区,并理直气壮的声称他们的矿区三废处理的非常好。我抬头向上一望,矿区中央的一个烟囱上冒着细细的轻烟,就在我对管理人员深信不疑之际,那烟却变得愈加浓烈,颜色也由白变灰,由灰变黑,我便不忍心再看下去了。当我们穿越了矿区,一个座落于矿区北部的小村落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正要去那里了解情况并且采集人发(化验后可以了解到人收到的污染)以及他们的用水和食品。我担心他们对外人的恐惧会导致我们的调查工作不能得以进行,因为导师们说过,有些人不会那么配合。然而在我们说明来意之后,村民们仿佛盼到了救世主似的,特别好的跟我们合作。我们采集人发时,有的人就说:“你们随便剪,剪坏了都没事。”他们的村委——一个60多岁的“老头”跟我们说,每年的春、夏季老刮南风,整个村子里都弥漫着蓝烟,都无法呼吸。我回头向那个烟囱望去,的确,浓烟有些泛蓝,而当时风力并不大,而且是北风,所以浓烟也只是在矿场里飘荡。当我问及矿区是否给予补助时,他们告诉我们竟然只是每人每年200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身上都长着斑,而且烟吹过来时,就愈发的难受,尤其是小孩儿。这些皮肤病显然是大气污染造成的,据他们说,能活过60岁的人就已经算是长寿了。这里的地由于污染物严重超标,连农作物都无法正常生长。村民们都希望离开这个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因为他们对这里的污染充满了恐惧,然而究竟污染有多严重,还有待于对样品进行化验。
  矿区管理人员的话突然,或是说本来就不攻自破了。愤恨、怜悯的感觉一股脑都进入了我的血液。然而热血沸腾之后,却也一时想不出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毕竟经济条件有限。增长经济的代价就是牺牲一批居民的健康,这个问题本来就在矿区就很普遍,这个我在北京就知道,可是我不知道原来居民们是多么想搬出这个鬼地方,只可惜,又是生活所迫。但其实地方政府可以更加全面细致的进行调控,合理的安排矿区周边地区居民的生活。我想,快速的经济增长如果仅仅是空中楼阁,最有坍塌的那一天,然而我们没有经验、精力去考虑这个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这个漏洞似乎只有考科学技术来填补了,真希望有一天廉价植物修复等技术可以得以推广,把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暂时的搁在一边,尽可能地改善这里居民的生存现状。
  我们走的时候,几十个村民出来想我们道别,他们眼里流露出的几乎全是感激与期盼,他们不停向我们挥手,仿佛我们已经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大概是希望吧。我不希望以后仅仅是许多考察团去那个村落,假若仅是那样,那村民的希望就越发的渺茫,所以我也感觉到身上沉甸甸的。

  我们的导师
  这次带我们去湖南的三位导师(他们是陈老师、廖老师和刘老师)都是地理所搞植物修复的骨干,从他们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包括最后两天去旅游景点,都会用他们那双“特有”的眼睛寻觅着什么,见到一些没有见过的植物或是已知植物一些奇特的表现,他们都会停下来端详半天,或是干脆将它取下,好像在他们眼中,一切都是那么的有吸引力。我想,作环境以及植物方面的科学家大概都是这么一点一滴积累的经验,能作出好的科学研究成果,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有机会来到了老师们在基地研究时住的所谓“豪华套间”——一个三人住简陋的二居室,除了导师们带来笔记本电脑,屋里最昂贵的电器大概就是一个小小的电风扇,这令我十分的惊讶。在以后的聊天过程中,导师们却说,中国科学家比起发达国家的科学家最欠缺的就是那种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国外的科学家往往为了一个生物学问题常年居住在热带雨林中,再或是为了调试一个电子仪器爬到阿尔卑斯山上。
    有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陈老师给我们讲了蜈蚣草(一种超富集砷的蕨类植物,即植物体内可以吸收大量砷。它是导师们研究植物修复技术的重点植物对象)命名的故事:导师们在一个古老矿场采集了七、八十种植物,在分析过后发现一种蕨类植物(即蜈蚣草)是超富集砷的,但是它未被鉴定。于是他们拿着蜈蚣草去找到以为植物分类学的专家对其进行鉴定。鉴定结果是乌茅蕨。然而导师们并不迷信于专家的鉴定结果,于是又找了一个专家鉴定,发现前一个专家的鉴定结果有误,于是就将其定名为蜈蚣草。其偏差就在于蜈蚣草和乌茅蕨羽叶后面孢子的分部不同,前者排列在羽叶两侧,而后者是中央。陈老师对我们说,这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是要相信科学,但也不要迷信科学家所作出的成果;而且一个试验完成后,尤其是有重大发现出现时,最好请一个不知道结果的且与研究者没有关系的人再作一遍,来保证结果的准确,避免出现像中国科学家“在恐龙蛋中提取出DNA”的国际笑话,使中国科学家颜面尽失。这也使我联想到学习外语的关键也就是抛弃自己的母语的框架,其实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本来就有着密切的联系。
  最后一天总结时,三位导师都着重提到“坚持”在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在某个项目的研究,往往一个人智商所起的作用并没有经验所起的作用大,现代社会不会出现博学家了,所以只有坚持不懈的研究一个方向的问题,才可能成为“权威”。这也正是发达国家科技水平高的一个原因。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人类要想发挥出最大效率,就得加强专业分工发展,就好像加强社会分工有助于提高国民经济的道理。
  总之,导师们的一举一动都触动着我,他们的这些经验也必将对我今后的道路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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